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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回小说的人格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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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10 11:1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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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格对外在束缚的超越。
如果说《西游记》以主体人格和伦理道德关系的思考,表现了主体人格的弘扬,那么,《金瓶梅》则表现了主体人格脱离伦理的规范而极端发展所导致的人欲的放纵。作为一个市井商人,“好货好色”,对物质财富和纵欲享乐的追求构成了西门庆人生的全部要义。一方面,《金瓶梅》的作者以真实的笔触描写了西门庆对金钱财富的狂热追求和人情色欲的尽情渲泄,在客观上表现了人情物欲对伦理道德的冲决,体现出作者对人情物欲的大胆认识和勇敢正视。但是,人情物欲一旦超出一定社会相应的行为规范而发展到损人利己,人欲横流,必然会引起人际关系的失调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加速社会毁灭的进程。作者又可怕地意识到,《金瓶梅》里这样一个损人利己,人欲横流的社会,并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完善。因而,作者对西门庆的贪赃枉法,损人利己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对《金瓶梅》所展示的那个纵意奢淫,人欲横流的社会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用怎样的行为规范以矫正人欲横流的社会现象,成为作者认真思考并力图回答的问题。 《金瓶梅》的作者所想到的是伦理道德,希望用伦理道德匡正世风。置于《金瓶梅》全书之首的《四贪词》中,作者即希望以“疏亲慢友多由你,背义亡恩尽是他”,“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之类的劝诫,来矫正酒色横溢,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于是有了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这类评价。的确,在《金瓶梅》中,特别是置于每章之前的回前诗中,“酒色多能误邦国,由来美色丧忠良”,“贪财不顾纲常坏,好色全忘义理亏”,诸如此类的道德说教可谓每回都有。但是,这些道德说教在整部《金瓶梅》中通常停留在观念形态的层面上,而没有渗透于形象的具体描写中以左右《金瓶梅》的创作过程。一方面,作者不厌其烦地指责西门庆“贪淫无耻坏纲常”,以伦理纲常为标准对人物作出道德评判;另一方面,又以连篇累牍且带有几分玩味的笔调,具体描述西门庆“贪淫无耻”的性过程,以显示“真个偷情滋味美”,自身又表现出对伦理纲常的突破与违背。一方面,作者希望以“天理”、“纲常”来拯救那个人欲横流的社会;另一方面,又真实地展示了那个人欲横流的社会怎样冲决“天理”、“纲常”的樊篱一步步走向败德丧伦。从《金瓶梅》所展示的一幅幅“贪淫无耻”的真实生活图景中,人们看到的是,在如潮似浪的人情物欲的强烈冲击下,“天理”“纲常”、伦理道德对于《金瓶梅》中西门庆之类的人们,甚至包括作者已经失去了束缚人心的力量。
三、对人文人格的追求
《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对初步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新的人格的探索,表现出对人文人格的追求。
论证《儒林外史》、《红楼梦》新的人格探索和杜少卿、贾宝玉新人特征的前提,是必须说明这两部小说的人文人格和历史上的魏晋风度的区别。毫无疑问,《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创作对魏晋风度存在着承继关系,在杜少卿、贾宝玉身上,也明显地体现出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遗传基因。这在“越名教而任自然”,张扬个性,任性肆志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但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人文人格和历史上的魏晋风度毕竟属于不同时代的产物而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越礼任性的原因不同
尽管《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人文人格和历史上的魏晋风度都体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越礼任性倾向,但却构基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嵇康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于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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