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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时,他推辞说:“小侄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推辞不掉,干脆“装病不去。”娘子问他:“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什么装病不去?”杜少卿回答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并且表示:“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 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科举功名的批判,则主要着眼于人性的自由。在贾宝玉看来,“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出发,对八股功名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因此,同样是“不乐仕宦”,阮籍、嵇康主要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不满,而杜少卿、贾宝玉则主要由于在个性解放基础上的对自由生活的热烈追求。
第三,对等级制度的态度不同
《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人文人格和历史上的魏晋风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同态度。尽管魏晋名士在言行上越礼任性,但他们却并不从根本上否认上尊下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在《通易论》中,阮籍认为:“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从而论证了封建等级和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在《乐论》中,阮籍又强调:“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从礼乐的角度,强调了封建秩序和封建等级对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在杜少卿,贾宝玉身上,虽然体现出强烈的个性意识,但这种个性意识并没有发展到唯我主义的地步。他们张扬自己的个性与人格,同时又尊重他人的个性与人格,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平等思想。在《儒林外史》中,高翰林对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个正经人”的谩骂,即从反面说明杜少卿无视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平等思想。而在《红楼梦》中,主张“世法平等”,则是贾宝玉平等思想的集中体现。在第六十六回,兴儿向尤二姐介绍贾宝玉说:
也没个刚气儿。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
在主仆关系的处理上,贾宝玉这种“没上没下”的态度,无疑也是无视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的平等思想的体现。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平等思想还突出地表现为对女儿的推崇。“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儿,男儿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贾宝玉对女儿的推崇,无疑是对“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的反拨。由此看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平等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的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冲击,初步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人文人格和历史上的魏晋风度在越礼任性的原因、“不乐仕宦”的动机、对等级制度的态度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这两部小说的人文人格不是对魏晋风度的简单承继,而是在新的层次上对人格的探索。杜少卿、贾宝玉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无视封建等级制度的平等思想,初步具有人文主义精神,而《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人文人格探索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注 释
①[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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