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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集团以标榜礼教之名,行杀伐异己、践踏礼教之实的黑暗现实的变态反抗。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作过中肯的分析:“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误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在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阮籍和嵇康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效法自己。据《世说新语·任诞》:阮籍的儿子阮浑气度风韵极似阮籍,想效法阮籍的放达,阮籍不同意,说:“仲容(指阮籍之侄阮咸)已预之,卿不得复尔。”而嵇康在《家训》中则要求儿子“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做循礼守法的忠义之士。由此看来,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礼教,而是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利用“名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杜少卿、贾宝玉的越礼任性则导源于明代中叶以来的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这就决定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人文人格区别于魏晋名士风度的不同本质特征。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对于程朱理学的批判,主要着眼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溱洧》一诗,按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而杜少卿则认为:“《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通过对朱注的批判,表达了自己追求自由生活,反叛礼教束缚的人生态度。杜少卿夫妇同游清凉山,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感性体现。而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贾宝玉关于园林艺术的一段议论,也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率性而真的人格思想: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那及前数处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呢?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
在贾宝玉看来,园林艺术应该体现“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反对“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的矫揉造作。同样,人的个性也应当尊重天然,天真无伪,而不能非其性而强为其性,非其人而强为其人。这个情节,体现了贾宝玉反对伪饰矫强,禁锢扭曲,崇尚天然,爱好真率的思想。贾宝玉“重情不重礼”,“一味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态度,显然是这种思想在人生实践中的体现。由此看来,阮籍、嵇康的越礼任性是出于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因而具有更强烈的抗争精神;而杜少卿、贾宝玉的越礼任性则出于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因而具有更浓重的人文精神。
第二,不乐仕宦的动机不同
尽管杜少卿、贾宝玉和阮籍、嵇康都表现出“不乐仕宦”⑤的人生趋向,但在不乐仕宦这一相同的表征内,却潜藏着不同的人生态度。阮籍和嵇康本来都是具有济世志向的人物。嵇康是曹操孙子沛王曹林的女婿,曾为中散大夫。曹魏灭亡后,嵇康拒绝出仕晋朝,主要是出于对司马氏集团的仇视与不满。而阮籍的不乐仕宦,导源于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带有明哲保身的倾向。据《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流露出的是时不我遇,功名未成的感慨。
在《儒林外史》、《红楼梦》中,杜少卿、贾宝玉的“不乐仕宦”,鄙弃功名,固然不排除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生价值观念。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拒绝征辟是出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当巡抚李大人荐举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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