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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余华中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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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7 11:4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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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愚昧的，麻木的。他没有也没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的悲哀，更不用说去去主观的反抗，当然，就更不用谈反抗的意义了。西绪福斯的反抗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反抗，他的存在是有意识的。而福贵只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不断地忍受着——而不是反抗者——他的命运。
用存在本体论的观点来看，西绪福斯是“自为者”，而福贵只是一个“自在者”。 西绪福斯敢于将外部世界绝对的虚无化，不相信一切宿命性的观念，勇于反抗！敢于挑战！敢于向世界索取绝对的自由，勇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敢于承担起命运的凶险，用于做自己生活的主裁者！而福贵只是一个懦夫，一只可怜虫！他没有能力也不敢承受生活，承受命运循返往复的捉弄和折磨。麻木的他注定只能是生活的奴隶，命运的玩偶！
西绪福斯的反抗使他成为了拥有本质的存在者； 而福贵却是一个丧失了生存知觉的一个被动的存在的物。
3、余华的“存在”与昆德拉的“存在”
余华和昆德拉的关于存在之思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小说存在和职责的认识上。
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对于“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而从余华的小说，以及他的随笔《我如何能相信自己》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始终都在对现实和叙事进行一定程度的关怀，尽管在这种关怀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存在之思。在余华早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作者对于现实丑恶的痛恨、揭露、控诉。在转型之后，他依然还是在试图建构起现实大厦。正如他在《活着》序中说的：“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的关系。”转型之后，他所关注的就不再是真实的现实，他在试图解构现实世界，而解构之后建构的还是一种现实，尽管这种现实已经实现了超越，变成了思考中观念上的现实模型。而昆德拉在解构之后建构的却是“存在”大厦。
还有，余华还不时的隐约的透露出一些对于人生的悲观色彩。相比于叔本华，不同的是，余华所持有的是认知论上的，而叔本华所怀抱的却是本体上的，本体上的悲观和孤独都是不可解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余华的悲观只是隐隐地阵痛—— 另外，余华在理辩和思辩上还远远达不到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等存在哲学家的高度。这也注定了余华的存在之思只能是认知上的，而不能是本体上的。这其中有一堵不可翻越的围墙。
参考文献资料:
《余华研究资料》吴义勤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活着》余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欧美哲学通史》李国山 王建军 贾江鸿郑辟瑞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柳鸣九主编）
《萨特精选集》燕山出版社 2005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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