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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今之争：经典与大众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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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4 9:49: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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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应于变动不居的现代性(modernity)，古典性支持了经典的持存永恒性一面。经典的终极意义题旨及其提问表述的典范方式超时代地吸引着后人与之对话。
之所以要维护经典，是因为它是唯一留下来的、可以通过激活它而与古代文化相遇的绝对中介。经典包含的不是简单的知识，不仅仅是待人接物的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它包括一种境界、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这些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必须有一种不同于或比于丹更深刻的学者——不仅仅是知识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在精神境界上有所会通的学者去进行一种新的讲谈。于丹他们当然也是在一定意义上会通性阐释经典境界，但他们之所以受到批评，表明他们有着更为突出的大众文化需求背景。
这个讲谈不一定要正襟危坐，不一定要从学理的意义上、从知识学的意义上来讲，好象给大学生、研究生上课。本文不赞成有的学者所说的要分层次，各安其位，给于丹一个定位，这等于剥夺了我们对于丹的批评。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分三个层次，给研究生、大学生讲是一个档次，给一般人讲就是于丹他们的讲法，还可以有再低一点的讲法。这个看法的麻烦在哪呢?和李泽厚那个看法一样，他没有看到“于丹现象”的复合性问题，虽然大众文化的出现有它的积极意义(这是一个评价的术语)，或者说有它的客观的必然性(这是一个描述的术语)，但它也有负面的问题，这就是它可以深化今天的价值虚无主义。对于现代人重建自己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工程，对那些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它表面上是在普及的意义上去推进，实际上反倒被它用现代化的解释扭曲、伤害甚至毁坏了，本文指的是这个意义上的问题，不是知识学意义上的硬伤，“十博士”只说知识学的问题，表明他们同样没有关注到经典的精神境界层面。
四 、再从解释学的意义上来看。现代解释学奠基者施莱尔马赫面临的问题是，圣经有很多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的流派、教派和宗派，在这种情况下对圣经的统一理解就必须有一个学理的、逻辑的基础，他要给现代人解释学的权力，说现代人要理解圣经就必须基于解释者主体自己内在的信仰深度——就好象陆九渊所说的十字打开，纵深地往下打，而不是把解释局限于对外界一个异在的客体对象的认知——这样就会和上帝的话在精神上有一个解释学视域上的深度的融合。这一方向发展到后来就有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更完备的解释学体系，他强调的就是给这些个性差异的种种解释一个合法地位。
但是当代解释学又有一个学派提出了一些我们所忽略的问题，这就是列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的古典解释学。这个方向所讲的就是要求回到古典，不是象现代人那样来理解柏拉图，而是必须象柏拉图那样来理解柏拉图，只有设法让自己变成柏拉图，才能理解柏拉图，而不是为现代人辩解，为现代人的解释学权力和生活世界辩解，这与刚才的第一个解释学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面这个解释学的合理性在哪儿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看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就是价值虚无主义。现代人的价值虚无主义有一个特征，就是历史主义名义下的相对主义：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绝对的真理被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相对性消解掉了。因此，这种批判现代性强调要回到古代人那里去，要把古代人那种绝对真理的观念、精神态度、气质传承下来。所以它不允许随意对经典进行现代人的这种解释，更不允许用那种古惑仔的方式进行戏谑。这里我们再联系到文革之后出现的“恶搞”。恶搞经典、恶搞《西游记》、恶搞历史大人物，等等，很多人强调这是消解传统权威意识形态，诚然有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背后有一个超出特定消解对象的更大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态度即虚无主义借此张扬。它变异成什么都可以恶搞，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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