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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传媒集中化的文化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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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28 12:0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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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新马克思主义”等左派理论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拥有生产工具，而且拥有文化的生产工具，通过拥有传播而控制上层建筑。“公共领域”由此成为霸权图谋和阶级支配的竞技场，通过灌输虚假意识形态来瓦解对手。资本主义的霸权如此得到维持。同时，市场是制造垄断的条件，私人拥有传媒意味着对政治传媒的操纵、故而是对自由政治交流的阻碍。少数人控制信息，使公共领域趋向不平等和信息单一化。
传媒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上是互相矛盾的。欧洲的大众服务性电视将观众看成政治个体，“电视观众”在精英话语中成为一个本体固定的对象，观众需要借助于电视进行改造，并进而提高素质。所以，电视应该为大众提供精品，提供有教益、能够改变大众即国民素质的文化服务。相反，美国的商业电视把观众看作消费者，收视率决定一切。电视台和观众(消费者)的关系成为市场经济下的供求关系，市场即观众需要什么，传媒就提供什么服务。为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获得最大的消费群体，电视产业必须生产出能够穿越阶级、民族、性别、年龄和种族等界限的文化产品。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行销全球即是明证。
在实际的传媒市场上，具有垄断力的跨国传媒集团控制着全球的舆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很难拥有公共领域的发言权。传媒市场以其独特的方式，在消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线，冲蚀着文化的差异，通过对市场的控制，不但造成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的失衡和新闻秩序的无序，而且重新制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此，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和政治力量，出于自身集团利益的考虑，要求国家干预，来保护大众性服务传媒的公共领域，使其免受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冲击。人们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保护公共领域，使有关政策的公开辩论不受限制;当具有垄断力的传媒集团实施垄断性行为时，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保护和鼓励市场竞争，抑制垄断。在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情况下，政府的规制成为有效的救济手段。相反的观点甚至认为，美国传媒集团之所以有良好的经营模式、市场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完全应归功于并购;而并购战略的实施并不破坏新闻产品的质量，具有垄断力的传媒集团为了保持其市场的竞争力和垄断地位，就会对节目的采集、制作、发行进行全方位的投人和改善，以获得更高的收听(视)率，赢得更多的广告，而不会破坏新闻事业和民主传统规则。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性的批判理性范畴，为批判理性找到了冲破工具理性的历史依据和理想范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产生与存在的特定历史语境。就目前而言，传播资源无限丰富的可能使受众的“注意力”成为日益“稀缺”的资源，这一制约因素使传播不管从终极产品还是生产流程上，都更加“受众本位化”，在世界范围内，“分众传播”成为潮流所向，传播中的“人本”倾向日益明显，对于建立在高度同质化“大众传播”基础上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批判，我们有必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中予以审视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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