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苏州地区城市文化的发展，在小说界促生了一个以冯梦龙、袁于令[注: 姓名 袁于令 简介 ［公元？年至约一六七四年］原名韫玉，又名晋，字令昭，一字凫公，号箨庵，又号幔亭、白宾、吉衣主人，吴县人。]、金圣叹、毛宗岗、褚人获等为代表的苏州小说批评圈。他们以小说编订和评点为尚，相互交往，写出了一批重要的批评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使小说批评在17世纪达到高峰，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力和实践意义，对小说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关键词]苏州；小说批评圈；17世纪
　　明末清初，小说界有两个重要的活动中心。一个在山东，以《金瓶梅》、《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小说著作的问世为代表；一个在江苏苏州，以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宗岗和褚人获等著名文人的小说批评为代表。前者多以发表小说原创作品为主，后者则以小说编订和评点为尚。一南一北，交互辉映，创作与批评相成，共同促进了明清小说的繁荣。
　　这里主要谈苏州的小说批评活动。小说批评，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其兴起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制约。自明代以来，苏州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核心城市。社会经济[注: 简介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发达，几为一时之最。崇祯年间刊刻的《吴县志》，曾描及苏州繁华的盛况：“尝出闾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矣。”城市经济的持续发达，塑造了数量可观、具有购买力和精神文化需求旺盛的市民群体。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学和文化传播中心。小说、戏剧的创编演活动十分兴盛。晚明俗谚有道：“苏州样，广州匠。”苏州操持着全国的文化时尚。苏州的出版业也很发达。明万历年间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降至清代，闽建沦落，其余几个刻书中心依然繁盛。清学者王士稹《居易录》卷十四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廓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所有这些，不仅为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注入了活力，而且提供了材料和对象。
　　苏州小说批评的发展，还与自明代中叶以来长期弥漫在苏州上空的批评风气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文学创作[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与批评倾向。英国著名诗人、批评家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指出：“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劳动是批评活动；提炼、综合、组织、剔除、修饰、检验：这些艰巨的劳动是创作，也同样是批评。”创作是作家主观审美倾向的迹化过程，作家只能把一部分生活呈现在作品中，而这即意味着他对客观生活的批评。苏州作家对社会的观察与分析，具有一种共同特质。有研究者指出：“翻开苏州作家群的剧作，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剧作中的饱含着时代内蕴的政治、社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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