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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小说批评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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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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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禁网严密，以事败下寝室。吴人士则以为诸生之权手握计典。
唐县令的倒台与诸生大胆的揭发有直接的、重要的关系。诸生参谒文庙的举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干预和批判，是对官府施政权力的一种有效监督，代表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对塑造现实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诸生的这种行为，为当权者所不容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金圣叹之被逮捕、被杀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发生和反映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苏州批评风气，在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中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独有的。显然，这种覆盖面广、影响时间长的批评风气，在苏州人来说，已经形成一种深厚的精神和文化积淀。用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丹纳的话说，就是一种“精神的”气候。严格地说，这种气候并不直接生产批评家。但是，“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弥漫在苏州上空的这种批评的精神，为具有批评倾向的种子提供了发芽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因时制宜，把批评的天才同任何事物匹配起来。所以，当李贽确立了小说评点的价值之后，当 著名的苏州书林书种堂主人袁无涯几番经营筹划，终于出版了署名李贽的《水浒传》评点之后，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苏州才子们便迅速把他们的批评作风与这一新生事物结合起来，开始从事小说批评，借小说评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总之，在如此多重因素的组合影响下，苏州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批评中心。而小说批评，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
苏州的小说批评，参与者众，产品的份量更重，成为一时引领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中心。我们以“小说批评圈”称之，并不过分。这一小说批评圈的形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者大都有重要的批评文字面世。冯梦龙的小说批评，散见于“三言”的序文、评语以及《石点头》、《情史》等小说的序跋。袁于令编写《隋史遗文》，并于每回撰回末总评；还以“幔亭过客”为名撰《西游记题辞》。金圣叹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毛宗岗有《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褚人获编著《隋唐演义》，又刊刻《封神演义》，并具有序文。
第二，存在一些共同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苏州才子提出了中国小说史上著名的“奇书”说和“才子书”说。苏州才子开始重视人物批评，把人物批评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如袁于令提出“英雄本色”说，金圣叹开创“性格”美学批评，毛宗岗则拿起性格批评的武器，并有所完善发展。苏州才子都非常注重题材，金圣叹认为“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毛宗岗提出“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奇局”，袁于令、褚人获都喜欢隋唐两代兴衰故事。苏州才子多从审美品格上理解小说。冯梦龙《警世通言叙》指出，野史不必“尽真”，不必“尽赝”，而应是真赝虚实辨证统一的艺术形式。袁于令提出“传奇者贵幻”、“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的小说美学观。金圣叹、毛宗岗的评点也都非常注意小说的“奇幻”特征。褚人获《隋唐演义》结构两朝两世姻缘，本身就是在传“奇”构“幻”。苏州才子还较早地注意到长篇叙事作品后半部不力的问题。应当指出，这些理论话语并非苏州小说批评家所特有，它们也为当时或前后的小说评论所共有。我们只是从较为明显的地缘因素来看待这个批评圈，因此说他们在理论上可以互相影响，并且做到了话语共享。
第三，彼此之间交往甚密。苏州小说批评圈有老(冯)中(袁、金)青(毛、褚)三代才子组成。他们之间的一些交往，如冯梦龙与金圣叹、袁于令与金圣叹、金圣叹与褚人获等，因史料所缺，无从查考，难以述说。现仅据有明确记载者略作概述。
冯梦龙与袁于令的交往，以《西楼记》的修改最为有名。据褚人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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