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化研究与批判传播研究 |
 |
时间：2011-11-3 9:15:06 来源：不详
|
|
|
建议分别加以评论。
首先，用唯物主义术语重新定义文化。
在当下的文化研究中，“文化作为生活的全部方式”被诠释为个人能够在五花八门的可能性中选择某些要素来构建其生活方式。拥有一两种身份认同；同几个亚文化群体保持联系；购买必需的媒介产品、消费品以及远程通信服务——啊哈！你就拥有了全部的生活方式！
很明显，这并非威廉姆斯或博厄斯所指。他们两位都对社会结构、生产关系以及象征系统如何使剥削自然化的问题抱有高度警惕。当我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我想起了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一文中的观察：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
在这里马克思既承认了人类的能动性，又强调了结构化[过程]。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却是在自身所承继的先辈的历史参数中创造历史。对我来说，这同威廉姆斯和博厄斯所理解的文化非常相近。因此，为了将我们推向对于文化的唯物主义理解，我对马克思的观察做了如下改写：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以下是我对这种改写的解说：
人类共同创造了今天的文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仅援用自身独特的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更借助其他同我们自己的文化具有历史的或当下的联系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文化生产被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特定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所规制或促进。我们在由结构化所限定的条件下行使能动性。我们的文化活动虽具创造性，但也是受规则所制约的。
从这一理解出发，亟待明确的是必须辨明文化生产的不同环境，由此我们才能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及其特定的规制和促进[力量]加以情景化。这就是我在第二条建议中所谓的辨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别：第一种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第二种在工业和法律规制下的企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一旦我们做出这种区别，我们就为辨明——或创造——理论和方法做好了准备；这些理论和方法可能强调文化创造和社会-历史进程，也可能强调文化产品、工业流程以及法律制度。
由此引出了我在第三条建议中阐释的推论：个体的工业媒介产品必须在其政治经济语境下进行理解。从媒介产品的政治语境的角度说，我们需要了解国家为支持媒介工业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美国语境下，这些支持包括管理知识产权和征税的法律以及关涉到商业化、出口和媒介兼并的政策。从美国经济语境的角度说，考量的重点包括企业结构、广告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维系生产所依赖的外界资源等能形塑媒体内容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