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跨学科、多视角的“文化研究”的引入，有助于扩展台湾文学的研究视野。在国际学术界“语言转向”和“叙事转向”背景下，台湾一批社会科学学者聚焦于“国族认同”问题的著作大量采用文学和语言的资料，乃因为文学的“叙事”与“认同”问题紧密关连。针对“文化研究”将消泯“文学性”的担忧，笔者以为可对“文学性”作更宽泛的理解。一部作品的诠释策略更多地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涵和特点而非论者主观愿望。既然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与思想、政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决定了仅局限于审美形式的观照并无法把握其基本精神和主体内涵。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学性；国族认同

　　台湾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揭示作品美学特征为主的研究，而关注更多的侧面和议题，举凡族群、性别、阶级、意识形态等种种视角都已浮现。文学研究固有的藩篱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学者纷纷进入；而文学研究者也有“越界”跨入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地的。这或许是近二三十年兴盛起来的“文化研究”思潮的投影或体现。
　　本世纪以来，台湾出现了一批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学者“越界”进入文学领域而撰写的著作，如社会学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方孝谦的《殖民地台湾的认同摸索——从善书到小说的叙事分析，1895—1945》(巨流，2001)，台湾大学政治系博士陈翠莲的《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一九二0～一九五0》(远流，2008)，研究日本文学出身的荆子馨的《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麦田，2006)，历史学博士周婉窈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2003)，大学念社会学的“总合文化研究”博士陈培丰的《“同化”の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麦田，2006)，历史学博士卢建荣的《分裂的国族认同：1975－1997》(麦田，1999)、《台湾后殖民国族认同：1950－2000》(麦田，2003)等书，都广泛选择和采用了游记、善书、小说、民间传说、日记、杂志、语文教材、报纸社论与专栏等各种叙事性史料作为其论述的主要材料。作者中的历史学者已不再全靠那些经过严格考证的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真实性的“史料”，社会学者也不再局限于惯用的当代社会的种种“数据”(如人口数据、犯罪率数据等等)，反而采用了以前被认为仅是虚构的、不足为证的文学资料。上述著作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聚焦于“国族认同”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乃因在台湾，“国族认同”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如所谓“台独”，说到底，其实也是一个“国族认同”的问题)。当然，“国族认同”自身就是一个牵涉多学科、多领域的问题。
　　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国际性的学术背景，即与数十年来国际学术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语言的转向”乃至近二三十年来的“叙事的转向”紧密相关。原来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与偏重于叙事(即所谓“说故事”)的人文学科——主要是历史学和文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是格格不入的，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却转而十分重视“叙事”(不管是历史叙事或文学叙事)，甚至将“叙事”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这种“叙事的转向”，其影响广及人类学、社会学、性别研究、社会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教育、法律、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如在教育领域有所谓“叙事教育学”的出现；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有“叙事认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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