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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台湾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和方法更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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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5: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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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兴起；在心理学和心理辅导领域，有所谓“叙事疗法”、“叙事心理学”的盛行)。
即使在同为以“叙事”(“说故事”)见长的人文学科——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由于“语言的转向”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微妙地变化。不少历史学者原本以追求历史“真相”为荣，一生以史料发掘为其主要目标。然而现在人们对此起了怀疑。既然原来信以为真的史料也未必代表着历史的“真相”——史料因为经过人为的“语言”中介而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之情形；既然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都经过了记录者和后人的修饰、发挥和演绎，都是根据现代人对历史的理解来表述，是以现在人的价值观对历史的评判，那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写实”的作品)，也许更能代表着当时的历史的真相(特别是精神方面的真相)。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哲学家保罗·利科曾讨论叙事作为“诗意的文本或作品”的一种类别，如何运用情节化而发挥其虚构想象，却甚至比实证主义认为的经验资料或如实描述，更能指涉——以隐喻方式的指涉——更真实的人类生命存在情境与生活经验。世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余全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余全是真的。”这也许并非荒诞的笑话。其实亚里斯多德[注: 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早已说过，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则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所呈显的是个别的事物，诗呈显的则是普遍的事物，因此诗比历史更富哲理也更为深刻。
这里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当柯志明由社会学领域“越界”进入历史学领域时，其间感受二者之差异，甚至可用“文化冲击”、“鸡同鸭讲”来形容。他一方面不无调侃意味地说由于历史学者的自谦，才留出了那么大的一块“地界”给社会学家来进入和驰骋，并指出：“仅只强调资料的数量，而不图透过理论去提供适切的切入视角，并不见得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过去”，“往好的方面想，历史学研究提供社会科学很多的原始材料以供利用。往坏的方面想，他们提供的多是些不相干或不好用的材料，最后我们还是得亲自下海收集一手资料。”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反省社会学家的短处：“现在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受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影响”这一历史学的“常识”，社会学者却未必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更习惯于拿先存的理论到历史里测试，“往往不经[注: 不经 拼音： 解释： 1.不合常法。 2.谓不见于经典，没有根据。 3.谓近乎荒诞，不合常理。 4.不禁;禁受不起。-bujing]意间选择性的取用历史材料来检证运作化了的理论假设，以呈显一般法则的力量，并增益及丰富”，“在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历史研究时，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作用往往缺乏足够的敏感度。我们讨论社会变迁的‘模式’却拙于处理变迁的‘过程’(或者……仅以统计相关呈现社会变迁过程，而剥尽其叙事——说故事的一面)。”在充分地分辨、检省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的长、短处，并加以“取长补短”后，柯志明撰写了《番头家》等三本有分量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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