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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台湾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和方法更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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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5: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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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而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所做的有益探寻，也广受赞许。 同样供职于“中研院”社会学所的萧阿勤著写的《回归现实——台湾一九七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一书，可说是“越界”成功的更典型例子。这本煌煌巨著的中心议题是1970年代登上舞台的“战后世代”的“国族认同”问题，采用了“叙事认同理论”来加以论述。这种理论认为，人们活在时间的历程中，并非一分一秒地感觉时间，而是随时随地都以一种处身于现在、并且觉察过去与未来之方式在经历时间的变化，从时间的角度来感受经验、行动、或事件，诠释生命的处境与意义。当人们诉说故事或陈述历史，故事或历史也回应了人们，人们在叙事活动中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自我认同。人们所诉说关于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通常显示他们如何回答一连串与自我存在、自我实现有关的问题，包括“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追求这种生活”、“我(们)的生活目的与利益何在”等。借着诉说那些关于生命的故事，实践故事中的暗示与期望，人们逐渐变成他们后来所呈现的样子。而且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有关个人自我生命的故事，也经常被各种超乎个人、为众多人群有意识或无意识接纳的叙事要素所影响。关于个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镶嵌于更大的、关于某种集体的公共叙事，从后者取得主要的参考架构。简单说，“认同”问题紧密关连着历史或文学的叙事，这种叙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为此，萧阿勤主要以大量、翔实的文坛第一手资料，来研究“战后世代”在70年代的“国族认同”状况及其在80年代后的转变，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80年代中期以后鼓吹“台湾民族主义”的作家们，他们70年代及之前的文学理念与活动，呈现着一种尝试结合“中国的”与“现代的”创作理想，与当时台湾一般的文化潮流无异；他们参与反对运动，使其文学明显政治化，主要是由于美丽岛事件的刺激，并非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他们本来就有“台湾民族主义”和“本土化”的理念，只是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而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长期“潜隐”。换句话说，“实际的过去，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或政治认同故事所描绘者不同”。萧阿勤能获得如此富有价值的成果，显然得益于他并不局限于社会学的本行领地，而是大胆“越界”来到了历史和文学的领域。
从上面的例子我想到，我们也许无法也不必拒绝别人侵入我们的传统领地，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主动“出击”，进入别的学科的传统领地，特别是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视角，都可加以学习和借鉴。像李娜访台时，经常到原住民部落与其共同生活，感受原住民对于“出草”等问题的真切想法，可说已跨出了“文学”界域而进入社会学领地。不过，提倡“文化研究”会不会消泯了“文学性”这一文学研究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呢?这是近来我们经常听到的担忧和疑虑。我的看法是：我们也许可以对“文学性”做一更宽泛的理解，不要把“文学性”理解为单纯的美学形式的追求。美学形式固然是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类(如科学论文、历史著作)之所在，但人性的发掘，理想性和超越性，乃至批判性、讽刺性、庶民性等等，难道不也是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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