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时期却随着政治分裂和礼崩乐坏再度兴盛起来，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特殊历史时期尚武精神兴盛缘由

夏朝尚忠、殷商崇巫、西周重礼，绵延千余年的夏商周三代向素以礼乐之邦自居，礼乐文化居于官方正统地位，基于早期中华先民的尚武精神在此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礼乐文化的严重冲击。但是，尚武精神却又在礼乐文化最为兴盛的西周王朝之后再度兴盛，中经数百年之流变、演化，最终固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是沿承了早期中华先民的尚武情怀，而更重要的方面则在于此时期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民众心理因素。

（一）地理环境

特定的地理环境为东周社会普遍崇尚武勇提供了独有的物质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出用“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压力”来解释某种文化的发展。指出：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压力过大时，一个民族的文化呈现衰落或停留在边缘地带上，难于发展；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压力过小时，压力容易克服，文化也不易成长，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呈现衰落或停留在边缘地带；第三种情况是当有足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压力，但压力不足以压倒这个民族时，文化就进入空前的发展期。这就是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用这一理论解释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的兴盛，也是行得通的。

以秦国为例，东周时期的秦地先民历来被称为是中华民族尚武之典范。其实，秦人尚武是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相关联的。“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早期处于西陲，频繁与戎狄接触。周王朝为了巩固边境，发展生产，便支持秦人与戎狄斗争。与戎狄相处，相互斗争、融合的历史环境，迫使秦人重视武力，不然就无法生存。《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四年，使秦仲伐西戎。”周宣王时在镐京召见庄公，“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不其簋铭文》详细记载了庄公破西戎之事。它充分显示了秦人勇猛尚武和轻生忘死的拼搏精神。襄公时“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而且因为“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被封为诸侯。到了秦文公时“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当初平王予秦岐西之地实际是一纸空文。能否完全占有岐西地，取决于与戎狄斗争的结果。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秦襄公和他的儿子文公为此进行了历时两代的战争，终于打败戎狄，占据了以岐丰为中心的广阔地带，为后来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基础”。

综观秦的历史，就是一部秦民与戎狄的斗争史。秦之所以能由一个居西陲的落后部族，迅速发展壮大，并最终兼并六国，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同戎狄部落的长期战争。因为在秦人同戎狄部落长期作战的过程中，秦地人民崇尚武勇的观念逐步定型，正是这种崇尚武勇、轻生忘死的精神品质促使秦国不断发展壮大。可见，秦地先民由于受“偏居西垂”的特定地理环境制约，渐形成了崇尚武勇、轻生忘死的社会风习。东周时期类似于秦国，受特定地理环境影响而崇尚武勇的国家不属少数，如东临大海的齐国、楚国、偏居东南的吴国和越国等。

（二）军事战争

东周时期战争极其频繁，诸侯国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诸侯的臣属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可计数。仅其前期就有四百余次战争，翦伯赞的《先秦史》对此言之甚详：据《春秋》所记，在二百五十余年的春秋时代中，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言“师灭”者三次，言“战”者二十三次，言入者二十七次，言“进”者二次，言“袭”者一次，言“取”言“灭”者，更不可胜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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