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争霸兼并战争中，大的吞并小的，强者覆灭弱者。《荀子·仲尼》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载“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十过》载秦穆公“兼国十二”。此外，楚、鲁、卫、宋
、郑、吴、越等国，皆以兼并而大。与此同时一些小国则相继灭亡，故周初八百国至春秋中叶仅存几十国，至战国中后期仅余七个大国，天下大局遂归结为“五霸继起”与“七雄争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东周各国不断增强其军事实力[注: 所谓军事，就是有关军队和战争的事情或事务；所谓实力，就是实在的力量。古今中外军事实力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内容，]。

首先是军队数量迅速攀升。率先称霸的齐国，桓公时兵力约千乘，至春秋后期约三千乘；继起的晋国，城濮之战[注: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时，仅七百乘，至鲁昭公时已达五千乘：楚国在春秋初期数为小国所败，兵力尚弱，到春秋末期[注: 基本介绍 春秋: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春秋末期:指这个时代的后期. 相关条目 历史 时代-chunqiumoqi]，总兵力已接近战国时的“万乘之国”。军队数量的攀升直接致使战争规模扩大化，使得武力的功效进一步凸显，这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时人对勇武的崇尚心理。其次是军队成分迅速变化。东周以前普遍实行国人兵役制度，军队主要由国人组成。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到东周时国野之间的界限逐渐打破，并趋于消失。各国为适应战争形式的需要，相继征调野人当兵。野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野人大量参军入伍，实质上是将尚武心理带至更为广阔的社会群体中去。此时期大量勇士的出现，如齐国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吴国的庆忌等，与此有直接关系。再次，兵器得到迅速发展。青铜兵器发展到全盛，形制、数量以及质量都有进步，冶铸技术已非常成熟。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堪称这一时期青铜铸造业的杰作。冶铸技术的成熟，从技术层面为东周崇剑之风盛行提供了可能条件，进而对养士风气日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频繁的军事战争，一开始便催生了东周时期中华先民的骁勇品性和善战情怀；与之相适应，崇尚武勇亦在全社会普及开来。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东周时期频繁的军事战争是此时期尚武精神兴盛的动力条件。

（三）国家政策

尚武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性社会行为，在东周时期之所以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迅速兴盛，得到社会上层贵族及中下层民众的一致认可，与此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家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齐国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举贤尚功”的统治方针，实行以武力为本的统治政策，这在国家政策上确保了尚武精神的形成与流行，使尚武精神很快得以在齐国兴盛起来。齐桓公重用管仲，使齐国崇尚武勇的精神，自国君到士民成为一种风尚。《公孙龙子·迹府>记载：是时齐王好勇，于是尹父日：“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日：“讵士也，见侮而不斗，辱也！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说明齐王将受辱而不与之争斗的行为看作是可耻之事。这种上有所好，下必从之的尚武精神已在齐国蔚然成风。齐国对于尚武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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