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民间戏曲等从未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体系的俗文学作品。这时他尚把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同宝卷一道称之为“佛曲”，认为“佛曲是一种并非不流行的文艺著作，自唐五代以来，时时有作者，其中颇有不少好的东西，如《梁山伯祝英台》，如《香山宝卷》，其描写都很不坏。其与民间的影响却更不小”。该文第八节“中国文学的整理”中称佛曲（变文和宝卷）、弹词、鼓词“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伊里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在这个专号中同时刊出郑的《佛曲叙录》，介绍了36种宝卷，“小引”中称宝卷“为流行于南方的最古的民间叙事诗”。1934年郑振铎发表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文学》，2:6，上海：生活书店，1934.6），其第四节专论宝卷，指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变文之名易为宝卷的年代”在宋初，“惟宋初尝严禁诸宗教，并禁及和尚们讲唱变文，则易名改辙，当在其时”；指出在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颇有元人抄本的可能”，明初金碧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则“已渐渐离开变文而自成一种新的体裁”。对宝卷文学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宝卷里有许多是体制弘威、情绪深挚的，虽然文辞不免粗率，其气魄却是雄健的，特别像《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一类的充满了百折不回的坚贞的信仰与殉教的热情的，在我们文学里刍罕其匹。”“而像《土地宝卷》描写大地和天空的争斗的，也是具有极大的弘伟声气；恐怕要算是中国第一部叙述天和地之间的冲突的事的。”
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这是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著作，书中将“宝卷”列为专章（第十一章）。其内容总结了作者此前发表的论文中的论点，并有修订补充，如：指出“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受神之感示）所作”，“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指出变文到宝卷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宋代的“谈经”（或“说经”），“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将宝卷重新分类为：（一）佛教的宝卷——①劝世经文，②佛教的故事；（二）非佛教的宝卷——①神道故事，②民间故事，③杂卷。书中引用了大量作者珍藏的宝卷原文，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等，这些珍本宝卷至今一般研究者难得一见。
受郑振铎影响，30年代许多学者注意到宝卷的研究。向觉明（达）《明清之际的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2:6,1934.6）指出“这种宝卷大部分仿照佛经的形式”，“这类作品总自有其宗教上的目的，并不能视为文学的作品”，“倒是研究明清之际白莲教一类秘密教门的一宗好材料”。李嘉瑞《宣卷》（《剧学月刊》，4:10,1935.10）文，从《海陬冶游录》《盛湖竹枝词》等文献中，钩稽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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