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通过《佛说目连救母经》（刘文考为元至大四年，即1311年刊，说经话本）和《慈悲道场目连报本忏法》（产生于元代或更早）与《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差异，指出它们之间的过渡、发展是“忏礼法事科仪的消解和韵文的加盟”，“宝卷是宗教忏法、科仪与文学（韵文）结合、俗化而直接产生的”。从而具体论证了泽田瑞穗宝卷是“继承、模拟”忏法科仪的结论。笔者《佛教与中国宝卷（上）》（《圆光佛学学报》，台湾中坜，第四期，1999.12）根据《销释金刚科仪（宝卷）》（宗镜禅师作于南宋淳佑二年，1242）、《佛门西游慈悲道场宝卷》（新发现，产生于元代）和元末明初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内容和演唱形态的分析指出，宝卷的形成，既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又受佛教忏法演唱仪式化的影响，一方面分段讲释佛经或说唱故事，同时整个演唱过程仪式化，说、唱、诵文辞格式化。
由于文献中难以找到宝卷产生的直接记载，确定最早的宝卷便成了推断宝卷产生年代的主要依据。马西沙《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86:1）依据新发现的刊本《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中“至元庚寅新刻金陵聚宝门外圆觉庵比丘集仁捐众开雕”、“依旨修纂颁行天下崇庆元年岁次壬申长至日”等题识，而认定这本宝卷是编成于金崇庆元年（1212，南宋嘉定五年），再刊于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根据这部宝卷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对郑振铎关于宝卷渊源的论述作了修正和补充。笔者在《中国最早的宝卷》（《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6:3,1996.9）对此提出异议，指出“金陵聚宝门”是明初朱元璋所建“京城十三门”之一，这部宝卷“新刻”的年代系伪托；据其内容和形式特点，它是明代中叶后经过民间宗教家改编过的早期佛教宝卷。文中还逐一分析前人提出的几部早期宝卷，指出只有题识为“宣光三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的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年代可靠。由此推论，中国宝卷产生于元代。笔者后来在《佛教与中国宝卷（上）》一文中提出，由于《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同产生于南宋的《销释金刚科仪》演唱形态相同，因此也可以说宝卷这种演唱形式形成于南宋时期。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最早在世俗佛教的法会道场中产生了这种说唱形式，因其解经近似佛家的科文，而演唱形式又仿照忏法的仪轨，故定名为‘科仪’。后来，在法会道场中用同样的形式说唱因缘故事，则被称之为‘宝卷’。”
李世瑜在《民间秘密宗教与宝卷》（《曲艺讲坛》，天津，第五期，1998.9）一文重申宝卷产生于明正德时期的结论，指出正德初年罗清《五部经》中“那些宝卷字样纯是作者称颂那些经卷的用语，与后来的宝卷完全是两种概念”。
这一时期的宝卷研究论文多涉及宝卷的分类，大都是斟酌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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