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星速赶到,弹压震慑,设法搜查,遂因而解散,得以消患未萌”(《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1卷,第9、26页。)。1885年云南丽江府云州旧衙坪教堂法国传教士艾若望,公开“扬言东京地方早已全占,福建、台湾不久俱耍得手,法国军威大振”,并“暗中添价买米,夹带*”“准备接应”。(《归衙坪绅首张耀堂等供词》。)他还向教民布置说:“法国兴兵来福建、越南打仗,有内信各处要预备粮草*接应,趁机行事。你们奉了天主的教,都是法国的人,后来要用你们,都有出头报效的日子。”是年11月4日拂晓前,艾约瑟指挥教民起事,“由教堂冲出二三百人,喊杀震天,枪炮轰击”(《教民童成兴供词》。)。只是由于教堂内储存的火药*,远近群众齐来抗击,艾约瑟才狼狈逃窜。通过中法战争,中国人民不仅看清了洋教的侵略性质,而且还开始认识到不论何国国籍的洋教士都是一丘之貉。此后出现的一些反洋教揭帖,例如“驱逐洋教,以靖外忧”、“无论英美法国,总总俱属西人,即刻驱逐境外,无容包藏祸心”(《教务档》,第4辑,第966页;第5辑,第414页。)等等,便反映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逐步深化了。
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和台湾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清政府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可耻结局。从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不同程度地激化了。1866年,在四川巴县出现了一份反洋教揭帖,揭露“皆因洋人占要津,一十五属心不平”。群众把传教士的恶迹告到县里,而知县国璋却“假装不知情”,实则助纣为虐。于是,揭帖号召:“约定6月18日,普打天主扫通城,各执军器与挺刃,挨门杀死才甘心。”(《教务档》,第4辑,第948页。)象这样教会与官府相互勾结欺压平民而激起反抗的事例,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郑观应早在《易言·论传教》中指出:“地方官凡遇教民交涉之案,恐启衅端……迁就定谳。是以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以致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迭出。”(《郑观应集》上册,第122页。)李秉衡也说:群众之所以打教堂,是由于“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页。)。因此受教会欺凌的群众只好“万众一心,待机而发”(《教务档》第6辑,第443页。)了。中法战争后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初终于酿成了全国范围的以秘密结社为主导力量的反洋教起义。
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就是秘密结社组织和发动的。这次斗争波及的范围很广,几乎遍及长江沿岸各城镇码头。是年4月,斗争首先在扬州爆发,然后迅速地蔓延到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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