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登州《山东时报》1886年9月11日。)。”1897年11月1日深夜，大刀会袭击巨野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这就是震动中外的巨野教案。1898年8月3日，四川大足县余栋臣再次举行起义，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期。此时，余栋臣和起义军主要首领蒋賛臣等，都已经加入了哥老会，成为“哥老魁杰”(《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余栋臣先在起义的前一天，逮捕了法国传教士华芳济，第二天便传檄起义。他在檄文中，列举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揭露其“意欲瓜分”中国的险恶用心，并宣布“爰起义师，誓雪国耻”，“脱目前之祸灾，逐异域之犬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45-46页。)这三起反洋教起义表明，甲午战争后民间秘密结社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又转向以民族自卫为主，其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色彩大大地淡化了。
第二，中国人民开始把洋教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1894年10月间，有一位主战派官员在奏折中说：“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毫各地方，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光绪年奏稿》。)奏折中没有具体指出是什么民间秘密组织提出的这个口号，但从各方面推测，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大刀会，当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大刀会组织把“兴华”和“灭洋”联系起来，说明他们已初步觉察到反对列强侵略与使中国兴盛密切相关，这在认识上便深化了一步，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又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四年后的余栋臣起义，则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灭洋”后来成为全国义和团组织普遍使用的口号。可见，甲午战争是近代反洋教运动的又一个转折点，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民间秘密组织也相应地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了。
第三，在此阶段中，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对群众的反洋教斗争抱有一定的同情，民间秘密结社的首领们也感觉到有争取清政府支持反洋教斗争的必要。清朝官员对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同情，不仅大量地反映在他们的奏疏和言论上，而且也见诸行动。如1895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对成都教案的处理，只“以小民无知，妄为业已，拿办多人，一纸告示，抹煞了事”(《啸海成都笔记》。)。即使象震动中外的巨野教案，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的“真正凶手虽然是尽人皆知，但却逍遥法外，后来甚至以此事自夸于人，他们还是1899年和1900年暴乱的发难者。(《山东教案史料》，第215页。)”1897年，江西永新县令阎少白在处理教堂强买平民屋地一案时，既不愿“□然人面，忍心害理，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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