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贺金声发布的《劝各国教士文》中所言:“我中国士民,沾濡孔孟之教已久,虽未必人人身体力行,要皆愿窃其流风余韵为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民间秘密结社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可以在行为上公开藐视现存秩序,观念上却难以超越传统人伦意识的浸渍。而且,这种传统的人伦意识在民教矛盾、中西矛盾紧张之际,还可能导引秘密结社走上“扶清灭洋”的道路。美国传教士明思溥还在义和团运动勃兴之前就曾指出:“中国广大民众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在这方面,学者、农民、商人和苦力毫无区别。”(Smith,Arthur: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eciology,P.341,New York,1899。)
但是,过多地强调秘密结社和晚清政权的这种关系是不当的。在晚清,西方势力的影响,固然可以构成秘密结社对自身处境不满的重要方面,然而,还远不能冲淡它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秘密结社反教行为本身便透溢出反清排满的*倾向。
打教排外与反清排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何以纠缠在一起呢?首先不难看到的是,一些秘密结社于反教的同时,也反对晚清地方统治。这尤其发生在地方官府袒教媚外、抑压民众反教的时期和地区,如1906年先后“聚众仇教”的福建漳浦三点会、河南淮宁仁义会、江西鄱阳洪莲会和浙江新城洪帮,起事的缘由是与当地教会矛盾所致,但由于地方官府的武力弹压,致使起事的矛头又指向晚清地方统治。此外,还有秘密结社借助反教的社会氛围,暗中进行反清排满的*图谋。1876年的剪辫事件是秘密结社所为,秘密结社剪辫究竟意欲何为,地方官的奏报对此语焉不详,倒是当时传教士的报道正确地指出:“一般人认为,这种剪辫子是抗清的秘密党人干的,目的是要激起人民反对满清政府;人们深知辫子是失败的汉族向胜利的满族臣服的标志,标志消失,就预示要改朝换代。”(史式徴《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222页。)1891年以李洪为首的哥老会在长江流域反教狂潮的背景下,悄悄谋划着反清起事。他勾结镇江海关英国职员美生(C.Mason),私运*,图谋武装起事。后因事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凡此种种,都说明在一些秘密结社打教行为的背后(或者说在一些涉及秘密结社的教案背后)透溢着反清排满的*倾向。当然,秘密结社从思想上将反教和反清的双重目标自觉结合起来,那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事情(如“扫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在此之前,有此觉悟者毕竟甚少,吴才标为首的哥老会是其中的一个。在吴才标《出山简》中,不但提出“中华之害起于外夷”、“凡属夷种,悉皆荡之”的纲领,而且提出反清排满的*目标:“有明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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