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利益—仇洋排外—反清排满是民间秘密结社反教意向的三个层面，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一认识，一方面是基于对目前能够见到的史料的把握上，另方面还是基于对晚清秘密结社反教历史前提的领悟上。

　　民间秘密结社的存在和繁盛是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的产物。考察清中叶秘密结社的勃兴，土地兼并和人口膨胀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可分忽视的主要因素，它使得体现生活互助原则的秘密会门和体现救世主义理想的秘密教门，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得到回应。秘密结社的滋生和繁盛又进一步促使维系清统治的宗法家族制度和儒学正统的功能衰退。19世纪中叶西方外力的冲击的不断加剧，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较之往昔更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民间秘密结社的繁衍和力量的增长亦属必然。

　　民间秘密结社作为民众自主的社会团体，相对于晚清政权统治和基督教会，它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三者关系的错动致使秘密结社的反教蕴含多重指向。从总的方面看，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教之所以一浪高似一浪，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本在于教会权威的增长和晚清地方行政——宗法家族统治机制的削弱。另一方面，“洋教之跋扈由于满政府之恶劣，”（古研氏《中国秘密会党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以秘密结社为依归的地方民众，不但身受“洋教跋扈”之苦，更遭地方官府腐败统治的重压。缘此，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教行为无论起因如何，必然兼具这双重指向。进一步看，秘密结社的这双重指向又是以秘密结社社会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

　　三、晚清政府对民间秘密结社与基督教会关系的认知

　　正因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反教行为蕴含这种双重指向，清政府士大夫对各地秘密结社的反教活动严加挞伐，将秘密结社和基督教会都一并视为危及道统与国祚的异端力量。直至1900年满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转抚，“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8页。）试图利用义和团民众的血肉之躯抵挡西方的洋枪洋炮，这一局面才一度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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