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为时势所迫，扼杀了戊戌新政的那拉氏又尴尬地下诏变法。其在1901—1905年所推行的“新政”，仍是参照日本所为。如商部之设，即来自载振对日本商政的考察并移植。这一阶段，那拉氏实将“戊戌新政”的大部分革新措施重新捡起，只是对仿效日本改革政制的内容尚不肯涉及。但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则为前者的趋势。既已有了前者，后者则只待时机而已，因为事物自有其发展的内在联系，不可能仅以某些人的好恶为转移。果然，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世人皆曰立宪胜于专制，仿行宪政的问题又被历史地提了出来。

　　日之立宪与俄之专制的优劣在战争中已初见分晓，清朝驻法公使孙宝琦即奏请清廷，要求改行宪政，其所举样板首屈一指者乃为日本(《东方杂志》第1卷7期“内务”第81页、第3卷第12期“教务”第350页、第4卷第3期“教育”第54页、第2卷第9期“内务”第163－164页、见第7卷第11期“法政学堂教科书一览表”、第5卷第6期“各省教育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第1卷第7期“内务”第82页、第2卷第4期“教育”第61页、第2卷第8期“内务”第143页、第3卷第10期“学务”第281页。)。随后，地方督抚纷以立宪为言，几乎异口同声要求效法日本。由于前几次“新政”或未奏效或中途夭折，所以这时清廷不得不注意内外臣工的吁请，考虑借立宪来维护统治。当袁世凯奏请学日本立宪前应派重臣出洋考政以为改制张本时，清廷很快首肯(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辛亥革命》（四），第12页。)。于是就有了载泽等五大臣的出洋考政及其归国后清廷对“预备立宪”的宣布。表面上，清廷规定五大臣的使命是考求“一切*”，预备立宪要采用“各国成法”（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但实际上，清朝统治集团的很多作法，反映了对明治维新的倾慕。例如，五大臣出洋前半年，清廷已先行派员前往日本，调查宫内省制度(《新民丛报》，第3年第21号第116页。)；五大臣考政期间，载泽、李盛铎一行考察完日本后，又特别留下随员钱恂等人专驻日本继续详细调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科》下册，第69卷，第25－26页。)；宣布“预备立宪”不久，清廷即派提学使黄绍箕赴日考察学政(《东方杂志》第1卷7期“内务”第81页、第3卷第12期“教务”第350页、第4卷第3期“教育”第54页、第2卷第9期“内务”第163－164页、见第7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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