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我相近”(《申报》，1906年12月1日。)。比较之下，清廷所愿接受的，当然只会是后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尚无明文规定模仿日本，但其仿日倾向已大致可见。第二次出洋考政后的达寿，更是根据列国宪政的不同背景，归纳出制宪的三种形式，即“民定”、“协定”和“钦定”宪法。指出其相应体现了“分权*”、“议院*”和“大权*”，进而奏呈清廷，认为只有仿日钦定宪法，才能符合时已宣布的“大权统于朝廷”的立宪宗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34页。)。清廷正是由此认定，只有仿照日本既有利又可行，其为“大权*”，君主处于权力中心。后来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即从实质上接受了日本的宪政模式。
此外，在清廷看来，仿日立宪是在一种立宪的形式下保持君权，这既俯从了统治集团中的立宪倾向，有利于维系内部人心，巩固统治基础；还可拉拢统治集团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以便顺势借力扩大统治基础。若谓前者基本符合实际；而后者则仅为一厢情愿。因为资产阶级立宪派虽在戊戌变法后仍有主张仿行日宪的言论(梁启超的《立宪法议》、张謇的《变法平议》、康有为的《公民自治篇》，均不同程度主张仿日宪政。)，而时至“预备立宪”期间，其思想早已超越了日本宪政。但这正说明，在不得不仿行宪政的情况下，清廷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选择能最大限度维护君权的日本模式。
（二）从被模仿者方面看，日本经过30多年的维新，建成二元君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一度与中国类似的境遇，由受辱于列强一跃而跻身于列强。然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本能，加上与中国特殊的地缘关系，决定了日本以后之势崛起于东亚的同时，即对同处于东亚而又仍在封建体制内徘徊的中国，产生了更胜于西方列强的扩张性。不过，进入20世纪后，这种扩张性不再停留于武力征服，还着力于*渗透。具体地说，日本在清廷关于立宪的问题上，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企图先以“支持者”的面貌赢得清廷好感，便于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处于比西方更为优越的地位。继则以“先行者”的姿态，导引清廷认同日本体制步其后尘，进而将中国*纳入日式轨道，为日本所左右。
清廷决定仿行宪政之前，日本对中国局势相当关注。不少舆论站在亚洲后起强国的立场上，鼓吹“日清同化”(广文书局印行《外交报汇编》，第4册，第613页。)，有的还直接建议明治政府应按日本的制度“导引中国”(广文书局印行《外交报汇编》，第4册，第19页。)。对此，明治政府非常明白。当时中国已被资本主义列强共同插足，日本若欲称霸亚洲，亟需在中国问题上以近水楼台“独”得月。于是，明治政府借“地利”之便，乘“天时”之机（适逢日俄战争后中国崇日之风盛行），又为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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