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驻外使节一样，出洋考政大臣对他国宪政也有直接了解。虽时间不长但目的明确，加上其特殊身份，对清末“预备立宪”的影响更起关键作用。

　　（二）预备立宪机构中的中下层官吏。由于清朝末年出洋留学人员大量增加，回归者也不少（皆以留学日本的为多）。为了充实统治力量，清帝亲临保和殿举行出洋留学毕业生考试，中试者赐以进士和举人出身，尽先拔用。1905年7月4日举行的第一次考试，14名与考者全为留日学生(《顺天时报》，光绪31年6月5日。)。又由于清廷决定“预备立宪”后，为了适应推行宪政的需要，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修订法律馆等机构的职责，不能不委以学有专长者。这就使得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得到了任用。例如，宪政编查馆编制局中实际主事者29人，留学生占19人，其中留学日本的即有16人(刘汝锡：《宪政编查馆研究》第36－61页。)，很多重要法规皆出自这些人之手(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官制编制馆设有起草、评议、考定、核定四课，所有13个办事人员，大都留学或考查过日本(《申报》，1906年10月19日。)。起草课的4人，除张一麐外，全邦平、曹汝霖、汪荣宝均为留日学生。主持修订法律馆的沈家本为本馆奏调通晓法政人员时，多推荐从日本学成归来者。1908年因编纂民法和商法的急需，沈力荐翰林院编修朱汝珍充法律馆纂修，其理由即朱曾被学部派往日本研究法政，“博考详征、学有心得”(《*官报》，光绪34年5月28日。)。

　　可以想见，上述位处要津的中、下层官吏，虽职务并不显赫，但作用重大。其留学或考察过日本的经历，以及由此而对日本宪政的了解和倾慕，必将通过其办事的态度和意向，自觉不自觉地为清末“预备立宪”涂上日本宪政的底彩。

　　（三）地方督抚和部衙大臣。为了维护王朝统治和一己私利，地方督抚和部衙大臣中要求仿宪者，都是倾向保守的日本宪政。当清廷对立宪问题无所定见时，这部分人的主张颇为重要。例如，第一次出洋考政后，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但对如何“预备”尚未明确。袁世凯于1907年7月又奏请简派大臣，分赴日、德各国考察宪法(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281页。)。不久，达寿等三大臣即奉旨分赴日、英、德三国专门考察君宪*。正是以日本宪政为主要对象的第二次出洋考政，推动清廷决定了“预备立宪”完全按日本模式予以实施。又如，修律大臣沈家本，从法制的角度多次奏请清廷效法日本，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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