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做文章。比如，载泽等人考察日本时，日本不仅“款待礼仪颇为殷渥”，而且在天皇接见之后，又安排政府现职各大员、故臣元老以及有关专家，与清朝考政大臣“从容讨论”日本立法的原理、沿革和损益(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页。)。尤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既详细讲解日本宪法，又对载泽等人就立宪国君主在任免官吏、统率军队及宣战、媾和、签约、发布命令等方面所提出的权限问题，一一做了解答。特别是，他结合日本经验，对急欲“取经”的载泽面授机宜：“贵国为君主国，虽立宪而主权必须集于君主一人之身，不可旁落于臣民”云云(载泽：《考察*日记》，第8－14页。)。载泽等人为日本政府的热情所感动，对伊藤博文的告诫心领神会。回国后，他们便将日本宪政摆在列国之首，突出地向清廷予以推荐。后来清廷第二次派人出洋考政时，达寿对日本的考察事项，又由日本的伊藤博文和伊东已代治与达寿协同商定。日本报界再次大肆宣传“日清合流”；明治政府派出法学博士有贺长雄、清水澄等，就宪政史、宪法、立法、行政、司法、财政等问题，先后与达寿、李家驹深入讨论，根据日本的作法“研求原理之所存”，“推见立法之本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523页。)。于是，在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多方协助下，达、李编纂了大量有关明治宪政的资料和书籍，更为有理有据地陈奏仿行日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日本朝野的鼓动，确实对清廷仿行日本宪政从侧面助了一臂之力。
这样，作为被模仿者和模仿者，日清双方的不同需求，即统一于对宪政模式的确定之中。
三、思想文化的影响
凡为*变革，必有相应的思想背景。
明治维新前期，日本逐步推行的立宪*对中国尚无太大触动。甲午战争后，中国创巨痛深，国人便对日本刮目相看了。了解日本、研究日本成为时势所需。为了救亡图存，一方面，青年学子相率东渡求学，人员数以千计，绝大多数专攻法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注重研究日本宪政，另一方面，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都日渐重视派员到日本游历和考察。直隶总督袁世凯还规定该辖区实缺州县应先赴日本游历三月然后赴任(《东方杂志》第1卷7期“内务”第81页、第3卷第12期“教务”第350页、第4卷第3期“教育”第54页、第2卷第9期“内务”第163－164页、见第7卷第11期“法政学堂教科书一览表”、第5卷第6期“各省教育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第1卷第7期“内务”第82页、第2卷第4期“教育”第61页、第2卷第8期“内务”第143页、第3卷第10期“学务”第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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