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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 预备立宪 为何模仿日本明治宪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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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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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从而一批批到过日本留学、游历和考察的中国人，从庶民、官吏直至皇族，不仅对明治宪政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且自然作为传播媒介，使明治宪政思想得以传入中国。正如梁启超所说，当时中国对日本法政书籍“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的杂志达数十种之多，日本每出一本新书，中国“译者动辄数家”，致使“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仅日俄战争后不久，商务印书馆一家所译日文法政书籍，见之于广告者即有40多种(见《东方杂志》第2卷各期广告栏目。)；全国各级法政学堂的教材，大多译自日本，如京师法政学堂所开列的教科书共63种，译自日本的就占了43种(《东方杂志》第1卷7期“内务”第81页、第3卷第12期“教务”第350页、第4卷第3期“教育”第54页、第2卷第9期“内务”第163－164页、见第7卷第11期“法政学堂教科书一览表”、第5卷第6期“各省教育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第1卷第7期“内务”第82页、第2卷第4期“教育”第61页、第2卷第8期“内务”第143页、第3卷第10期“学务”第281页。)；修订法律馆成立三年时统计，其所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日本的占了一大半(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第119页。)；宪政编查馆创办《*官报》一个月后，即不间断地连载了出洋考政大臣所编译的《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丙午议会》、《日本行政官制》等等(《*官报》，光绪33年10月9日至光绪34年7月7日。)。考政大臣在海外搜集了大量*书籍，又根据实地见闻编撰了丰富的宪政资料，这些也都“以日本为最详”■。专门考察日本的达寿和李家驹，有计划有系统地编写了《日本宪政史》、《日本宪法论》、《议院法》、《日本官制通释》、《日本行政裁判法通释》、《日本司法制度考》、《日本皇室制度考》等数十万言(见《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960页和《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523－524页及878页。)。凡此种种，对日本宪政思想进行了“成套引进”。
日本宪政思想的传入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即大批日籍教习于清末受聘来华，亦自然将日本宪政思想“随身带进”。据统计，1906年受聘在华的日本教习达600人左右(参见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第10页。)，其中大部分集于京师等都市。他们有的以教师身份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及有关新式学校的法政科；有的则以专家身份参与清末的法典编纂；有的还以教师、专家一身二任。例如，日本监狱学名家小河滋次郎任教于京师监狱学堂；法学家松冈正义、志田钾太郎分别受托起草民法、商法(《东方杂志》第1卷7期“内务”第81页、第3卷第12期“教务”第350页、第4卷第3期“教育”第54页、第2卷第9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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