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宪政思想本来始于西方，而使清末“预备立宪”深受影响的，却是来自对西方宪政“改造”后的日本明治宪政思想。可谓这也是中日文化同源性的本质感应。

　　中日两国，同处东亚，而且国情民俗本有类同，自古双方来往颇多。“文化的关系和流水一样，总是由高处流向低处”(参见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第34页。)，中日文化之间因其同源性更显如此。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总是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流”向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文化方面，日本也相对中国反而处于“高位”，中日文化流向由此出现逆转。需要指出，中国当时接受日本“流”入的近代文化，实际上仍是由日本学来的西洋文明。其实中国曾早于日本引入西学，为何在立宪问题上出现倾心日本的现象呢？从文化视角看，中日传统文化的同源性是其潜在而深刻的原因。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等维新派力主效法日本，理由即为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其经验“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到“预备立宪”时，清朝统治集团更是认为，日本乃“同洲同种同文之国”，阅其宪政书籍，文字易译、情理易通(沈家本：《新译法规大全序》)；仿其宪政措施，则因中国各方面“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借鉴返观，取则不远”(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368和255页。)。日本战胜俄国，人们除认为这证明立宪优于专制外，还认为这是“以亚挫欧”，赫然“打破了历史之公例”(《东方杂志》第1卷7期“内务”第81页、第3卷第12期“教务”第350页、第4卷第3期“教育”第54页、第2卷第9期“内务”第163－164页、见第7卷第11期“法政学堂教科书一览表”、第5卷第6期“各省教育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第1卷第7期“内务”第82页、第2卷第4期“教育”第61页、第2卷第8期“内务”第143页、第3卷第10期“学务”第281页。)；又是以“黄”制“白”，“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84页。)。既然日本经过立宪足以致强，那么“凡我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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