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语言文字这种民族文化基础成分变革的时候,一定要十分的严谨、严肃才好,语言学界应当更自觉地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
2001年2月14日新华网波恩专电报道说,德国总统、联邦议长、自由民主党主席、柏林市长等都一致呼吁反对德国人滥用英语外来词,以免造成德语自身的混乱,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每一个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都会并且也应该格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语言,尊重自己的语言和词汇传统。
清末的时候,中国人对日本汉字新词的大量采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词体系的建立,曾作出过巨大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在这当中,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某些值得吸取的教训的。
因为语言词汇的使用有一个特点,就是习惯成自然。我们现在国内仍然流行、已经用惯了的那些翻译西方新学新事物的日本新名词,并不一定就是最为理想的。由于我们已习惯于使用这些词汇,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丧失了反省的能力。比如,像“手续”一词,我就老是觉得、始终觉得别扭,但是又想象不出不用它,当时究竟又能够用什么别的词代替更好。清政府戊戌以前没有大规模翻译西方人文社科书籍,错失了机会,等到日本名词流行开的时候,又为时太晚,只能用人家的了。1907年时,清政府也曾在学部设立过一个编定名词馆的机构,专门编定名词,希望能对流行滥用的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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