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流社会取代缠足的象征性标志。然而在近代语境中,对穿高跟鞋女子步态与行姿的评价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从“审美”和“卫生”的角度出发作为评判标准。令人惊奇的是,“审美”与“卫生”的评价并不截然二分地出自传统与现代的两个阵营人群之口,而是交错存在于不同背景的论说中间。
比较典型的一种观点是蒋梦麟在《西潮》中的说法:“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的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75)蒋梦麟的观点基本上把缠足与高跟鞋作为两个时代女性生活的象征对立了起来,但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仍是从体态入手分析,认为穿高跟鞋姿态在婀娜多姿的程度上远胜于缠足,这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文人凝视女性的欣赏角度,所以就有人专门从女性姿态入手予以反驳:“至西妇之好穿高跟鞋者,以鞋跟既高,则行走时有所顾虑,不能过于急速,且鞋跟愈高,行时愈见窈窕,正不输吾国缠足女子之美观焉。”(76)甚至高跟鞋“行时其声橐橐,与昔时弓鞋声之咭咯者,有殊途同归之妙。”(77)这位作者还煞有其事地考证出中国自古就有高底鞋,而高底鞋的作用就是“使尖尖玉趾,不得不俯,盖其作用为辅助小足愈见其纤削耳。”(78)高跟鞋既然具有使足部纤削的作用,自然和缠足的功用无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也正因如此,高跟鞋的流行受到了另一派言论的批评,如李一粟就认为;高跟鞋是天足运动发起后的变相缠足,因为现代女性也许以为足太大了,未免要失去美观,但她们又不愿意开倒车去步古人的后尘,把脚缠起来,让她痛而不能行。最后自然只有穿高跟鞋以免露出马脚了。”(79)高跟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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