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疼痛”按照健康/病态的医学二元标准重新进行了衡量和划分，然后再泛化为一种民族和国家的苦难记忆。我们发现许多解放后的访谈和自述都是从“疼痛”入手扩展对缠足的记忆的，而对疼痛获得的快乐结果基本采取淡化的态度。河南临颖县天足会的一张公启中更把“疼痛”的摆脱与民族人种的兴旺发达直接建立起了因果关系，因为“放足以后，身体强健，老者放足可减免病痛，幼者放足发育较速，并无妖殇的患。”（57）然后直接推导出一个想像性图景：“天足之母生子必强壮易于养育”，这显然是个无法证明的结论，再上升到令人昨舌的新高度：“我国二万万妇女，悉变成强健的女国民，能作生理事业，又可产出亿兆的男女国民，则中国可望富强。”（58）
“疼痛”被重新定义后，原来缠足疼痛所付出的代价是嫁个合适的人家，谋得家庭幸福，“疼痛”正是获取幸福的通行证。而近代对缠足之痛的理解则在健康/病态的医疗框架下被赋予了完全负面的涵义。原来的疼痛既可能是社会习俗也可能部分是女性个人的选择，而现代意义上的“缠足之痛”被纳入到一种国家利益的复杂关系网络中重新加以识别。在这个意义上，“疼痛”已不是个人选择不选择的民间事情，而是国家利益的真实反映，“疼痛”与婚姻幸福的对应关系被切断了。这样一来，疼痛换来的缠足公众形象之美，就自然消解在了国家种族的大叙事之中，因为“家庭”“婚姻”的个人幸福也须服从于国家兴亡大格局的制约。
中国传统中的反缠足话语
针对“莲事之美”的品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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