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洪仁玕的这些法制改革主张，已超出了太平天国前期一意维护宗教尊严，皇权主义、等级观念浓厚的封建法制性质，他要努力把法制变为保障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统治工具。

　　其次，在量刑原则上提出慎刑“勿杀”、“罪人不孥”的主张。

　　洪仁玕认为，立法之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资政新篇》，转引自《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著选辑》（上）第177—190页（中央党校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明而准确的法律，除依法量刑，轻重得当外，还应该“教法兼行”即教化与刑罪并重。“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民以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资政新篇》，转引自《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著选辑》（上）第177—190页（中央党校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倘若“不教而杀”，将达不到法律应有的儆戒作用。他还主张慎刑“勿杀”。洪仁玕指出：“第六天条曰勿杀，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不）可无刑，是知遭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资政新篇》，转引自《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著选辑》（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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