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宋伯鲁设计的这个“议政处”，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所不同的只是它最终还是对封建皇帝负责，“议政员”也非出自民选。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康有为提出的“制度局”一类的机构，其目的是要光绪皇帝拔擢维新志士参与议政处，从而将守旧势力架空，以利于新法的推行。所以这个建议必然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使光绪帝不得不将此折“留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记载：宋折于二月八日“随事递呈，次日发下”，“另匣封存”，并注明将此折“恭呈慈览”。)。然而，宋伯鲁并未停止这方面的努力。在光绪皇帝颁诏宣告维新不久，他再次递折，要光绪帝采万国良法，对于迂谬愚簪的守旧派当“褫其一二以警天下”，并再次提出改革封建政体的建议：“臣考察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
宋伯鲁在这里表露了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制的向往之情。他将清政府的现行体制与资产阶级国家作了一番对比，指出“军机为政府，跪对不过须臾，是仅为出纳喉舌之人，而无论思经邦之实”(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至对六部和总署，都是“行政守例之官，而一切条陈亦得与议，是以手足代谋思之任，五官乖宜，举动失措”(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他提出，要推行新政，当务之急是“开立法院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入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宋伯鲁认为，只要设立了立法院、议政处之类的机构，全国的志士仁人一定会欢欣鼓舞，振弊起衰，指日可待，守旧之徒也会“洗心回面，改视易听，而奉宣新法矣”(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页。)。宋伯鲁的这些建议，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它表达了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把先进的*思想引进中国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
为了推进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宋伯鲁还向清廷建议，将总理衙门官书局的时务书籍尽快颁发给翰林们阅读。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许多读经书的封建文人长期拘泥于“夷夏之防”，纲常名教，不知西学为何物。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以致“制造局译出之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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