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鲁的上述表现说明，他是维新派的真诚合作者，在变法期间，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对此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关于宋伯鲁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

　　应当肯定，宋伯鲁在变法期间，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是寄于幻想的。如他认为：“万国之中，美国最富，又不利人土地，若招集美商办此，彼必乐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在《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中说：“昨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畅晓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第3—4、170页。)。从宋伯鲁的这些见解来看，他只把沙俄和德、法帝国主义者视作敌人，而对英、日，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了解，以至相信传教士李提摩太的鬼话，搞什么“四国合邦”，无疑是十分错误的。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宋伯鲁的上述见解，并非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说，“及夜杨漪川、宋芝栋、李孟符、王小航来慰……吾……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8、161页。)。可见，宋伯鲁正是按照康有为的意图提出上述建议的。因此，如果因为宋伯鲁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有这些错误，而否定其在变法中的积极作用，那是不妥当的。

　　而且，从新近发现的档案材料来看，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宋伯鲁即对帝国主义分子在华活动感到可疑，并提醒清政府予以注意。他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奏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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