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力主张尽快发展民族经济，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挽回利权。

　　宋伯鲁在百日维新过程中，一方面敦促清政府在*、文化方面实施改革，同时也要求把*改革与经济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一并进行。他之所以主张振兴民族经济，首先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在戊戌二月十七日所递的《请统筹全局折》痛陈丧权辱国的状况说：“自胶州据后，强邻以藩属待我。”“山西铁路、矿务既借与俄，直隶、山东、山西练兵皆请俄教习，是北方非我有也！长江吴越厘金与英，是南方非我有也；顷又闻琼州已为法据，大连湾将让与俄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落后，“国势既弱，一言恫喝，俯首听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此，他主张派员往美集款数万万，开发矿产，修筑铁路，开设银行，并发展军事工业，开办枪炮厂和水师学堂，只有这样才能“保大权而存疆土”。尽管宋伯鲁向美国寻求借款的计划未必就能实现，然而，他借此以兴内政、以弭外患、以保疆土的愿望却是不容置疑的。

　　宋伯鲁的经济改革思想有两个重点：第一，反对官办，主张多发展民办企业。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他上书清廷，疏陈官办铁路的弊端，强调“官不如商”(中国第一历档史案馆：宋伯鲁《各省举办铁路官不如商折》。)，主张让各省商人筹款承修铁路。第二，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再次疏请依照西法，修筑京师道路。谓：京师为首善之区，而道路凸凹不平，污秽万扰，其原因是承修者拘守旧法，敷衍了事，“今日铺平之道，明日一雨，则冲刷淤塞，泥塘如故，再雨再修，再修再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终无工竣之期，亦终无可行之路”(中国第一历档史案馆：宋伯鲁《各省举办铁路官不如商折》。)故建议派“通达西政之大臣一员，专理其事，依照西法，择九城内外要紧干路先行修筑，安设电灯，巡捕必周必密，一切详细章程，均须采用外国，总期有利无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请仿西法修路片》。)。

　　综观宋伯鲁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表现，他是积极主张实行全面改革的，他善于从对比中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比当时的封建主义中国优越，因此，在整个变法期间的奏章中，都贯穿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他大声疾呼：“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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