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改革的领袖人物是否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的才干，敢于和善于展开改革中的斗争，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条件当时亦不具备。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些只会“拿起笔杆作刀枪”的读书人。他们虽然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却非常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和才干。他们在变法运动中的活动多限于文字宣传（包括演说）工作，他们的宣传文字固然做得极好，以至不但使成百上千的士大夫们对维新论“如饮狂泉”，而且对皇帝和帝党大臣产生了深深的感染。但是，这毕竟只有宣传的功效。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文字宣传之外的其他手段。对终于降临的厄运，他们虽然不无预见，但只是消极地等待，以至一旦到来便惊慌失措。他们所做的实际工作与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远远不相适应的。维新派在这方面的进步是后党用屠刀促成的。戊戌政变后的自立军起义虽然为时已晚和仍然因仓卒举事而败，毕竟反映出维新派经过血的洗礼之后不是那么书生气了。梁启超写《南海康先生传》时敢于肯定康有为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而不敢肯定他是一个*家，是有道理的。

　　以上几项条件的缺乏，都可归结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极不成熟，极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具有根本变革要求的维新运动由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文弱天真的人物来领导，整个运动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表现得极其软弱无力，掌握实权的慈禧后党敢于以武力将维新志士及其盟友光绪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变法最后终于失败，是毫不奇怪的。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后来也没有成熟和充分起来。所以自上而下的根本变法在中国近代始终只是一个空想，自下而上的革命也不能不遭受失败。然而，极不成熟、极不充分的条件是通过人们的活动、人们的创造而逐渐趋向成熟和充分的。戊戌变法既为已有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又对新的历史条件的形成作了有力的推动。改良以及革命的发生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研究戊戌变法史不可不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资料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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