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改革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最高统治权力的掌握者决心或愿意改革。这一条件当时根本不存在。掌握清廷实权的慈禧太后及后党敌视维新，反对变法；光绪虽支持维新，主张变法，无奈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并无实权。维新派从变法一开始就主张“君权变法”，认为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只要君主决心变法就可立见成效，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有见地的。他们为了说服君主维新变法，冒了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百日维新”的出现就是维新派力争“君权变法”的积极结果。但历史的悲剧就在于，维新派所寄希望的只是一个无权的皇帝，而他们又迟迟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来改变君主无权的状况（对这种状况的清楚认识亦较晚，对其严重意义更是始终估计不足）。变法运动只是在后党的容忍下才得以进行，一旦过多触犯守旧派的利益，甚至危及后党的统治权力，维新就会被以武力镇压下去。实际上，这是一个维新派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鼓动帝党向后党夺权，还是提前策划武力除后行动，在新旧势力对比过分悬殊的情况下，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打倒后党所掌握的最高权力，只有推翻整个封建朝廷才能加以实现，而这需要时间创造新的历史条件。因此，维新派寄托于“君权”的事业，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改革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基础，符合较多人们的利益，改革主张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反响和支持。这一条件当时也是不具备的。如前所述，维新运动主要反映和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正在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受社会分化程度的限制，他们还只占统治阶级的很少一部分，在整个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小。维新派的主张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对立的或有很大冲突，如废八股、革漕运、汰冗员等就直接触犯了相当多人们的利益，更不要说*制度改革主张所引起的封建官僚们的普遍愤怒了。维新派的主张与下层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利益也因相距太远而无法得到赞同。中国近代农民阶级的基本愿望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及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他们自己所能提出或所能接受的口号是“平均”和反对“洋教”。而维新主张一是不涉及土地问题，二是反而要求仿效西方，因而在下层人民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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