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并逐步尖锐起来，迫使人们去理智地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抵制办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已经开始，西学经过欧美传教士带进了中国，也通过越来越多的出国出使人员带回了中国，这就为追求进步、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思想资料。俄国和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发愤为雄，亦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力主兴办洋务的开明官僚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盛宣怀、郭嵩焘、张树声、张之洞等人倡言于上，进步的务实的知识分子冯桂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何启、胡孔垣、黄遵宪、陈炽、陈虬、汤震等纵论于下，“洋务”遂成了“一时舆论之所趋向”，成了“一时之世风’(《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既是洋务思潮的鼓吹者，也是早期新思想的代言人。而在洋务官僚当中，郭嵩焘、张树声等人的维新倾向也至为鲜明。

　　洋务思潮与早期维新思潮在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

　　首先，二者有共同的时局观。如何认识形势，是如何确定任务的前提。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血醒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方人民起义，其统治秩序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且号称“同治中兴”。虽然清王朝对“发捻交乘”所构成的“心腹之患”存有余悸，处处严加防范，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毕竟成为过去，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的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却日益尖锐。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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