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学有专门，而航海之人必须考试驾驶，端资阅历。而王孙公子亲涉波涛，其所以鼓之、舞之、招之、徕之者，思之无不周，行之无不尽，宜其开利薮于无穷也。”又说：“昔英国思兴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颁，恐不便于商务，于是下令凡欲选举为议政局员者，必其人曾以贸迁之事，三资环游地球，乃得分此一席。于是在朝之士，俱由商部而来，而商务遂为天下甲。所以除不欲改病根，而集善能改之资益者，外国尚能为是，何况中国丕变之基，此其权舆也(《戊戌变法》（一）第189、204页)这些言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行将取代封建经济的历史趋势，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参与国家*生活以保障商务活动得到发展的渴求与愿望更是跃然纸上。
早期维思想家除强烈要求保护商办、重视商人外，还提出了提高商人素质的问题。郑观应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除官方负有责任外，商人方面的弊端亦亟待克服。他指出：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大局者寡，此疆被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忮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分亏，集公司而公司倒。”为祛商弊，他主张在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贪者可富，废者可兴。再由各州县札饬各工商疫立商务公所，毋恃官势，毋杂绅权，全听工商仿照西法投票自举商董，定期会议，同业咸集，籍以探本业之隆替，市面之赢绌，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且对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充分发表意见。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刊印成编，分发同业，户各一本。使之明了市场行情，知所趋避，而后可以百货畅通，百废渐举。(《戊戌变法》（一）第81—82页)郑观应这种通过加强商学教育提高商人及其子弟的知识水平、道德水准，使之掌握经济规律，养成创业精神，概言之，提高商人综合素质的主张是很有价值的，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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