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维新思潮虽然与洋务思潮有着许多共同的认识，但也有高出于洋务思潮发展水平的地方。其思想特色至少有如下二个方面：

　　一是主张护商富民，支持商办企业。

　　如前所述，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主张振兴商务以求富，但二者的目的和方法迥异，兴办企业亦貌似而实非。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一般都采用“官督商办”的制度。这种制度固然也是为了发展企业，增加土货的生产，抵制洋货的入侵，以“稍分洋人之利”，但由于官督的关系，任何一种企业不管其效益如何，首先要满足官吏的私利，经受他们的剥削，尽管股东和投资的商人可能没有盈利，而官吏却是始终有入息的。督办的官吏们对企业是否经营成功无动于衷，对保护商人投入企业的资本亦无兴趣，所要求的仅是中饱的私利。故而官督商办制度下的各项新式企业无法扩展，渐渐成为发展近代企业的一大障碍。(参见李陈顺妍：《晚清的重商主义》。)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王韬就发出了“官办不如商办”的呼声，他主张扩充“商办”，让商人“越乎境外”去谋大利、赚大钱，他认为西方各国往来，可以操议事之权，到了国外，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英国能殖民北美，控制印度，莫不是英国商人所建立的功业。西方经商大都是商办，中国则一向抑损商人。为了同西商竞争，政府应当大力翼蔽保护中国商人，护商既有利于商人，也有利于国家，商富而后国富，(王韬：《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万国公报》（癸巳正月）。)薛福成盛赞西洋各国的“导生财之道”尤其是公司的组织与精神，西洋的所谓公司，乃纠集民间资本组织机构，受政府法律约束，从事营利活动。这样不仅解决了资金缺乏的困难。而且由于股东的利害与公司的盈亏息息相关，“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画精”，从而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以谋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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