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主张君民共主，实行议院制度。

　　早其维新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很自然地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王韬就开始注意到西方各国的*制度：“秦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君为主则非有尧舜般的君主才能搞得好，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唯有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答强弱论》、《重民》、《治中》、《弢园文录外编》)是最好的*制度，而且只有君民共治的议院*才是富强之本。1883年翰林寉国因上奏折要求设立上下议院，并视之为“自强之关键”(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29页。)，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口授遗折中，亦明确提出要学习西人立国之本，从根本改变以往“遗其体面求其用”的状况。(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31页。)后来，郑观应更进一步论证了实行君民共主、建立议院*的主张。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泰西各国咸设议院，集思广益，上下情通，法良意美，一秉至公。中国“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他还痛切指出，要不要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制度，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英国行之于前，明效大验；日本步趋于后，勃然而兴”“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戊戌变法》（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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