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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异同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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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8: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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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而中国自中外通商之后，亦曾仿西洋公司之法，以“官督商办”的名义纠集民间资本，投资新式工业，但因缺乏西方公司的组织精神，使一般投资者对之不感兴趣，不甚关心，而当时公司的领导者又多与官府勾结之掮客买办，常常利用官资、招集商股，从中私饱。结果公司虽立，却是“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画疏”，不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而且反成为商务发展的阻力。因此，为振兴商务，必须彻底整顿官督商办的公司组织，政府应向人民灌输正确的公司组织观念，制定公司组织条例，使商民有所遵循，同时要积极鼓励民间成立公司，发展商务。为扩大丝茶出口，与民兴利，薛福成主张“不宜加税”；为兴贩运之利，薛福成主张商人经营，自负盈亏，商人有能自租轮船者，“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为同洋人争制造之利，薛福成力主商办：“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以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马建忠1890年春专门写了《富民说》，“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中更集中地提出了护商与听商自办的思想。他揭露“官督商办”的弊病，指出“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绌也，为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封雇商船，强令承役，只图自利，罔恤民生，私囊虽充，利源已塞。”为祛此弊，必须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以“公忠体国，廉洁自持，长于理财，无身家之念者”任商务大臣，在各省水陆通衢分设商务局，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他主张“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言人们还极力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新排定“士农工商”的“座次”。郑观应说：“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它可视为末务哉！”(郑观应：《欧洲商务盈绌变通商务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9。)薛福成也说：“握四民之纲者，商出。”(《庸庵海外文编》卷三。)针对中国轻视商人的社会积习，何启、胡礼垣大力介绍西方国家为何尊重商民，重视商务：“一议政局员之选也，在选者必曰商人；一轮船公司之设也，设公司者必蒙国助。凡事先便于商部，课税必尽善其参详；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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