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二者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任务亦有较多的共识。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采西学”、“制洋器”，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通过“自造”、“自修”、“自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出于夷而转胜于夷”(《戊戌变法》（一）第31页)。李鸿章强调“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左宗棠在奏请设厂造船折中亦云：“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必须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恃。”他们都认为，商务的兴衰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开关互市以来，中国进口货多，出口货少。贸易逆差，白银外流，成为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而在主张大力振兴工商，国家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努力扭转外贸逆差、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郑观应将其概括为“商战”，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戊戌变法》（一）第83页)他们都认为，自强根本，在乎人才。人才之兴，当废八殴，创办学堂，派留学生，变更科举。李鸿章指出救时之要务关键在于人才，建议改革科举，“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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