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奏稿》极力掩饰康有为尊崇君权的思想。

　　康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多次上书光绪，指出中国人主太尊，上下壅蔽的弊端，认为“皇上九重深邃，帘远堂高，小臣引见，仅望清光，自塞耳目，自障聪明。” (见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2、8．)他在总结西方*制度优越性时指出“人主不患体制之不尊，而患太尊，” (见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2、8．)当务之急是□尊降贵，通上下之情。但在明定国是诏书颁布之后，随着光绪对他的召见，康有为地位骤变，对君权的态度亦为之一变。在许多地方，都强调应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原本。）)但是，十多年之后辑录《奏稿》时，康却极力设法掩饰其百日维新时期尊崇君权的思想。在七月十三日的《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请速筹全局折》中，康称君权乃“雷霆万钧之力，势之所发，罔不披靡。如牧者之驱群羊，东西惟鞭所指，惟皇上自断之，自审之。” (见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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