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梁启超《康有为传》。)梁启超以为康是“借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是有几分道理的。另一方面，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为刚刚由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与封建统治阶级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旧势力的包围和影响下，身上还带有较多的封建残余，他没有勇气“与众违异，妄招攻击” (见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2、8．)，于是只好改变原来开国会、设议院之类的*主张。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他们在国外期间，大量阅读各种新学书报，深入钻研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对于世界局势和西方的民权学说、*制度均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但是，当时的革命风潮迅猛异常，而康有为等人却跟不上历史潮流。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地坚持保皇立场，便日益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同清廷中昏庸腐朽的顽固派作斗争，敦促君主立宪的早日实行；另一方面，又要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较量，妄图以立宪取代革命。倘若我们将《奏稿》所辑《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以及《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言事折》的内容，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言论进行对照，便容易看出，《奏稿》所反映的大多是他们流亡日本时的*主张。
二十世纪初叶，随着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矛盾日趋尖锐，论战更加激烈。孙中山接连发表了《驳保皇报》、《敬告同乡书》等重要文章，将康梁的保皇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将他们阻挠革命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使其在*上陷于被动不堪的境地。于是，在一九一一年出版《奏稿》时，增添了大开国会，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一则可以回击革命派的攻击，以求摆脱*上的困境；二则可以起到敦促清廷，尽快实行立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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