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其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奏疏，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更改和增补，这些改易主要是围绕着立宪法、开国会以及对君权的态度而进行的。那么，促使康做这番改动的原因何在呢？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日趋破产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已认识到：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学习他们的*制度，对中国的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进行变革。因此，他们满腔热忱地讴歌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并将此视作谋求富强之道和挽救危亡之本。郑观应就直接提出了实现君主立宪政体之要求。甲午战争惨败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改革封建专制政体的呼声愈加强烈。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要求建立类似国会性质的机构，这种机构具有立法机关的权力。显然，康的*主张，是在郑观应等人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而提出的，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当百日维新的变法高潮汹涌澎湃到来之时，康有为地位骤变，由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很快成为新政要员。光绪召见使康知道了皇帝的变法决心。尤其是光绪对维新派言听计从，使康有为等人把变法希望全部寄托在皇帝身上。再加之守旧大臣盈朝，仇视新政，其势汹汹。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康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由原来的兴民权一变而为“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由原来建议“设议院以通下情，”改为开制度局于宫中以参酌新政。

　　康有为的这种转变，从客观上来讲，是因为顽固派在*上占绝对优势，为减少新政阻力，从斗争策略上考虑，不得不如此。如梁启超所云，康很早就开始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绩数千年之习惯……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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