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路线，包括思想路线、*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等等。从民国初年孙黄的所作所为来考察，孙黄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无重大分歧。他们都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和维护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总的思想路线上不存在分歧。*方面，最关键的是对袁世凯的态度。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期间，孙黄一方面竭力争取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以让袁当共和国总统作为条件；另一方面对他也有一定戒心，担心他掌权后实行专制独裁。所以才提出必须遵从临时约法、定都南京、袁须南下就职等条件。后来，孙黄北上与袁商谈政见，结果都解除了防袁的思想戒备，孙中山表示极盼袁当总统十年，练兵百万；黄兴则说“大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并劝他加入国民党，请袁来作国民党的领袖。宋案发生后，孙黄如梦初醒，对袁世凯都有一定认识，但在反袁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但不是反袁和不反袁的分歧，谈不上是路线分歧。可以说，民国初年，孙黄在对袁态度上，尽管一度发生分歧，但还够不上是路线分歧。军事上，建设一支忠于共和民军，作为维护共和的军事保障，应是当时最关键的军事举措。黄兴作为军事主帅，虽然曾因财政困难，在被迫大力裁军的形势下，竭力保留第八师，借以保存革命骨干，但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强训练。不久，八师的大部分即分调湘赣。这应是一个大失误。黄兴对此负有责任。可孙中山身为主要领导人，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什么建树。至于二次革命中武装反袁问题，将在后面谈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最后，在组织路线方面，主要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要另建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也拒绝加入，造成组织上一度分手。但责任似不在黄兴。黄兴尽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也没有另立组织，而且主张对国民党认真整顿。到了护法运动时，孙中山也意识重建中华革命党不妥，决定“整顿党务”，重订党纲及章程，把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因此，如果认为是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责任也不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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