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袁世凯的反革命面貌大白于世。如何对付已经窃夺大权的袁世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革命党人内部议论纷纷：有的主张以暗杀对暗杀，有的主张诉诸法律，有的提出武力讨伐，还有的倾向多管齐下，并行不悖。一时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本属正常现象。但若干年后，逐渐形成颇具影响的观点，即：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坚持法律解决，以致时机坐失，导致二次革命失败。这种观点，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为定论。关于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俞辛焞根据日本的档案资料作了细致考证，有力地表明宋案后孙中山的反袁策略，经历了6次转变，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注：俞辛焞：《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石彦陶也曾著文，论证了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因此，形成传统的孙中山一贯主张武力讨袁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同样，宋案后黄兴在反袁策略上也作过多种考虑，并非一贯坚持法律解决。首先是鉴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用的乃暗杀手段，因此主张以暗杀对暗杀，“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注：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2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358页。）其次，曾就武力讨袁，与孙中山分电湖南、广东都督征求意见，并派遣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石陶钧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还派谭心休赴滇，约蔡锷同时起兵，派田桐赴湖北部署讨袁军事。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同意立劾兴师讨袁，表明黄兴对武力讨袁是作过多种努力的；第三，孙中山冀图联日倒袁，黄兴也曾与日本军部及财界联系，争取日本军界的支持，希望日本财界给讨袁提供贷款。还准备亲自赴日，与军部、财界接洽，力争得到日方支持；第四，通过国会弹劾，罢免袁世凯，选举黎元洪当总统。由于当时国会即将正式召开，黄兴和孙中山都主张，国会正式开幕，第一项即弹劾袁世凯，将其罢免，选举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最后是诉诸法律解决。他认为中国已是民主国家，法律并非毫无效力。有的感于在袁氏控制下，“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注：上海《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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