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或许认为，当时中国是一个法律不健全的国家，袁世凯又掌握着军政大权，想依法律解决，无异痴人说梦。这话不无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公道自在人心。从法理上讲，在民主法制国家，通过法律解决，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即使当时法制观念不强，似也应该不断实践，增强人们法制观念。当然，在当时情势下，依靠法律想制服袁世凯是不可能的；但也诚如黄兴所言，“法律并非毫无效力”：一可通过法律审判，将袁的罪行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二可把袁氏罪状公之于众，使天下人共见共闻，转变国人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争取舆论的支持；三是先礼后兵，通过法律无法解决，再诉之武力，有礼有节，正可显示革命党人的公正无私。 

至于武力讨伐和法律解决的是非，谭人凤早就认为是“空论”或“迂谈”，主张派遣使节前往湘、粤、滇省，动员宣布独立，然后令各省响应，“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注：谭人凤：《石叟版词叙录》，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41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吴相湘认为，谭人凤的主张，同样是“空论”。因为“粤滇湘三督已再三电孙中山无力出兵，何从来武力以讨贼！”（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8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这些看法不无道理。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力量对比问题。当时封建的根基未动，袁世凯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无论军力、财力以及*经验，袁氏显然处于优势；革命党人由于此时已经分化，加上内部意见不一，实力明显不是敌手。诚如方志钦曾指出的，“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倒不是黄兴个人的责任。革命派自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以来，手中一无政权，二少军队，三无组织（同盟会已瓦解），四无群众，焉得不败。”（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当时的最佳选择，应是认清形势，积极培植自身实力，努力改变力量对比，逐步使自身力量强大到足以制服袁氏，并不断揭露袁氏的阴谋诡计和独裁野心，使之失去一切支持，待时机成熟，推倒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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