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从我”，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注：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大出版1989年。）俨然在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这显然违背了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基本原则。黄兴曾经通过面谈、书信和托人传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规劝，希望他改进，指出他这样做是在“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注：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2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358页。）而把党员按入党先后分成三等，则是“以权利相号召”；（注：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2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358页。）“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注：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黄兴年谱长编》第428页，中华书局1991年。）黄兴提出的劝告，义正词严，十分正确。而孙中山拒不接受。对此，曾经苦心在黄孙之间调解的宫崎寅藏也说：“孙、黄之争为主义之争。从根本上说，感情亦夹杂其间。对此事，我们认为是孙不好。”（注：《宫崎滔天氏之谈·续》，《黄兴在日活动秘录》第1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所以，责任完全不在黄兴。
黄兴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体现了黄兴有很强的原则性。黄兴平时待人宽厚，对个人恩怨很少计较，由于这是涉及到建党原则问题，他寸步不让，表明他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决不屈就。更可贵的是，黄兴虽不同意孙中山错误的建党原则，仍然很尊重孙中山，奉孙中山为领袖，而且为了减少矛盾，自己远走美国，并不另立组织，两年以后，由于黄兴能正确处理，孙中山也能大度为怀，终能善始善终。这是很可贵的。如果以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把责任归之黄兴，并扣上走分裂道路的帽子，是很不公平的。公平的结论应是：“黄兴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的争论，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原则之争，民主与独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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