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革命，其文化是“近世的文明”；中国“未经产业革命”，仍处于“老迈时代”，中国文化是一种“过代之文明”。[1](P278)他指出，“欧美近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8](P315)。而“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7](P140)。他反省和剖析中国文明“稽迟”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7](P187)。加之，“数千年来，以文为尚……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7](P621)。为此，他主张必须使我们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他说，“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1](P86)。意即中国文化必须也只有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比较与选择中才能得到发展。
孙中山富有现代理性。他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坚持一种以“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为主要特征的中西文化观和现代文化整合思想。他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开放的心态，将世界文明看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力求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取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但是，他在主张广泛吸取世界文化的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1](P560)。他强调“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7](P690)，即认为中国不应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而应该独辟蹊径，走一条“适于民情国史”的现代文化整合之路。他谆告国人，宜从“20世纪时代”的视角，“以远大之眼光，内则考出中国数千百年之积弊，外则察西洋各国兴亡盛衰及其理由”，“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9](P330-332)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中西合璧”的新中国，其*层面就是建立“迎合世界潮流”，“与欧美并驾”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文化层面就是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兼收众长，益以创新，“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10](P439)。
孙中山为创建新中国非常推崇“心理建设”。他力主效法欧美增进民智、改善民俗。他指出：“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日世界甚不相宜。且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既可推倒，则昔日之政策之心理习惯，何尝不可推翻。”[l0](P481)为此，他非常重视增进精神文明和发展教育的作用，强调，“共和政体，以教育为根基”[4](P50)，“教育普及则知识自然平等”[4](P76)；主张“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4](P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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