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也是“世界大同”理想的鼓吹者。孙中山早年即自称“余为世界之一平民，人道的拥护者”[1](P173)。他的人道思想源自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礼运·大同》篇和孔子“仁”的学说以及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孙中山受过正规的西学教育，自幼起又受过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礼运》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对他影响极深。直至晚年，他还曾两次缮写《大同》篇原文。据统计，在孙中山反复题书，分赠国内外各方人士的字幅中，“博爱”多达64件，“天下为公”39件，如果加同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则总数达139件。占其题词总数的近l/3。他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是“人类宝筏，*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14](P2)可以说，他毕生都在为“以进民国，以进大同”而奋斗。 

孙中山把“世界大同”、“共进大同”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理想。其大同理想的一个理论支点是历史进化论。他虽认为“今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10](P536)但指出，“然使文明日进，智识日高，则必能推广其博爱主义，使世界合为一大国”，“即所谓大同之世也”。[10](P439)又强调，“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之百年，如此递进，太平之世当在不远”[7](P157)。坚信“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15](P25) 

孙中山大同思想的一个重要支点是“道德”论。孙中山的建成“中西合璧中国”的主张中，包涵一种道德立国的思想。孙中山是达尔文主义的崇奉者，但他反对把“物种之原则”施之于人类进化，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7](P679)他曾在题词中告诫人们：“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14](P131)民国成立后，他多次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生存竞争”学说，“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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